由于我们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强调在其他关于世界贸易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的出现依赖于社会习俗的形成，社会习俗有可能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某一人群的，也可能是由于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出现的偶然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社会习俗既会出现，也会消亡，尤其是当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习俗对其利益有损的时候。

　　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会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商人获利不菲，也会让人们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自己钟爱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却不被赏识。

　　在有些致命的误解中，感到困惑的人会诉诸武力。英国商人以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就肯定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的制造品，他们因此想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那些殖民主义者也总是觉得，凡是不想得到挣工资的机会，不买新的消费品的“土著”，都是“非理性的”“迷信的”。

　　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文化也是能够被改变的，比如通过移民、农作物的传播、法律改革和广告等。有时候，这种机制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比如统治者常常发现，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被统治的人们的习俗，最初他们本是想彻底摧毁本地习俗的，但最后却发现，为了让被统治的社会运转顺利，不得不改邪归正。

　　第三点，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米兰milan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有时候，人们认为所谓的地区，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的跳板，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清楚。不同的地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重要的纽带，联结了不同的社会和整个世界。

　　比如说，在19世纪之前，东南亚的人口分布一直相当分散，因此对松散人口的控制，要比对广袤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这一特征使得东南亚的战争策略、政治体系、农耕方式、手工技艺等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差异极大，其盈利方式也非常不同(从某些方面来看，东南亚其实和非洲国家更相似，而不像东亚国家)。

　　但是，在东南亚国家的旁边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和书籍等），出现了中国市场对东南亚珍奇木材和食物(鱼翅、海参）的需求，中国的皇帝乐于广为散发琳琅满目的礼品，以显示天朝大国对化外之民的统治，这一体制形成了“朝贡”形式的政府间贸易体系，后来又促进了规模更大的私人贸易，私人贸易得益于“朝贡体系”带来的信息和逐渐培育出来的共同的偏好。

　　这些贸易网络后来对想要将贸易扩展到这一地区的欧洲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马来商人经常在东南亚以不赚钱的低价销售英国的机器制造的衣物，换取更多的当地货物，以便从东南亚的港口运到广州，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

　　不过，这种传统的贸易网络对欧洲人也是一个壁垒。荷兰人和英国人发现，如果不是通过西方的武力使得竞争的平台变得不平等，他们可能无法竞争过这些当地商人。然而，当荷兰人过分依赖武力之后，他们发现，曾经让巴达维亚繁华一时的贸易却会突然凋零。

　　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东亚贸易体系又出现了新的角色，日本的企业家以及后来的一些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发现，他们对这一贸易体系更为熟悉，而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更加了解，因此即使他们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而且他们的国家缺乏制定关税的自主权(东南亚国家更缺乏对关税的控制权)，但是，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占领本地区的轻工业产品市场。

　　和市场的习俗一样，地区的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结果，它们是历史演进的产物。然而，一旦它们形成了，就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技术的进步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尽管军事力量会企图强行撕破不合乎强权利益的旧的网络体系。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地区的概念仍然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从表面上看，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功似乎说明地区是不重要的。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销往西方市场，中国对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原材料的需求，不是仅仅集中在邻近的地区，而是已经扩散到澳大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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