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消费增长动能呈现放缓态势，其主要症结或并非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消费能力受限，这背后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收入预期转弱。本文从就业视角剖析居民增收的压力来源，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进行系统性拆分发现，当前就业市场正面临三重压力：一是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造成的总需求缺口；二是工业与服务业复苏分化带来的结构性缺口；三是技术进步和工时延长形成的效率挤压缺口。我们基于潜在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以及工时变化的历史趋势，测算了2024年非农就业的趋势水平，并将其与实际就业水平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上述三类缺口规模相当，各占潜在就业总缺口的1/3左右。系统性破解就业市场的三重压力，是促进居民增收、提振消费内生动力的关键。

　　从总量看，消费增长趋势性放缓。2001-2023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3.1%，2024年回落至4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中枢从2019年前的8%以上，降至2024年不足4%。

　　从结构看，服务消费复苏滞后。商品消费支出增速已基本回稳，但服务消费依然乏力。餐饮、居住、教育、文化娱乐等主要服务领域消费增长普遍放缓。

　　从人群看，消费行为呈现普遍性降级趋势。居民日常消费更趋理性，假期出游意愿高涨，但人均消费低于2019年同期。高端消费也出现收缩趋势，高端烟酒价格走弱、个人奢侈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从2019-2021年高速增长，回落至2022-2025年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区间。

　　米兰milan

　　消费行为取决于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消费能力进一步取决于当前收入与未来收入预期。当前消费疲软的主要症结，不是居民“不愿消费”，而是消费能力受到一定制约。

　　居民存款上升是消费意愿不足吗？一种观点认为，消费疲软是因为居民“不愿消费”，并将存款规模上升解读为“预防性储蓄”增加。但是实际上，近年居民存款的增长，主要是居民资产配置向安全资产转移的结果，而非新增储蓄的绝对扩张。事实上，居民储蓄率已回归至2019年前的趋势水平，消费倾向也逐步修复。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消费倾向的回稳更多是收入增速放缓背景下的被动反应，而非消费信心的实质修复。消费意愿不足或难以充分解释当前消费疲软。

　　房价下跌的负向财富效应？影响有所弱化甚至局部逆转。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在其他多数地区影响有限。近两年部分地区呈现出“房价跌幅越大，消费增速越高”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房价的调整缓解了潜在购房者的储蓄压力，释放出一定的消费潜力。我们在《打破负向螺旋：低通胀的破局之道》中的实证分析也显示，在更为根本的收入增长压力面前，房价波动对消费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综上，当前消费疲软的主要症结指向收入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19年的8.9%放缓至2024年的5.3%，其中占比最大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动能减弱，转移净收入也因财政空间制约而增速放缓。收入增长承压叠加就业市场景气度低迷，进一步削弱了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

　　收入增长压力源自就业市场的三重缺口：总需求缺口、结构性缺口与效率挤压缺口

　　就业是收入的基础。就业规模与工资水平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决定。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人数与劳动时间，劳动需求则取决于经济总量和单位产出所需劳动量（即“劳动密集度”）。不同行业劳动密集度存在差异，技术进步通常会推动该指标下降。基于这一逻辑，可从供需两端对就业水平进行拆分：

　　拆分结果显示，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三重压力：一是总需求缺口，金融地产周期下行，“供强需弱”使经济运行（GDP总量）低于潜在水平，抑制整体就业需求；二是结构性缺口，劳动密集度相对较低的制造业扩张加速，而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服务业复苏偏慢，通过行业GDP占比变化影响整体就业需求；三是效率挤压缺口，部分行业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密集度，同时一些行业从业者工时延长，两者共同压缩了新增岗位空间。我们基于潜在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以及工时变化的历史趋势，测算了2024年非农就业的趋势水平。若以该潜在就业趋势水平为100%估算，上述三重压力在2024年分别对应约2.1%、1.3%和2.2%的潜在就业缺口。就业压力传导至居民的收入与收入预期，从而削弱了整体消费动能的释放。

　　如何破局？宏观政策对抗内需不足，结构性政策加强服务业扩能提质，效率层面强化社会保障

　　要打破“收入疲弱—信心不足—消费不振”的负向螺旋，需要财政、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协同发力，系统性破解就业市场面临的总量、结构与效率挤压三重缺口。传统的宏观政策要着力于“对抗”内需不足与预期不振，关键举措在于盘活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稳定信用扩张能力和投资预期，为就业扩容奠定基础。结构性政策则要“顺应”人口结构与产业趋势，以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主要抓手，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外开放，增加优质岗位供给，促进居民增收。效率层面则需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完善社会保障，增强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2023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3.1%，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然而近年，消费增长呈现放缓态势。

　　从总量看，消费增长趋势性放缓。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名义增速降至3.9%，低于同期5%的GDP增速，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回落至4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走势同样反映消费疲软：社零增速中枢2023年起明显低于2017-2019年8%-10%的水平，2024年全年仅增长3.5%。2025 年，消费仍延续低迷态势，前期增长主要依赖“以旧换新”补贴驱动的家电家具、通讯器材，以及受益于国际金价上涨的珠宝等特定品类。6月后，随着补贴政策退坡，社零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11月跌至1.3%，显示消费内生动力有待提升。

　　从结构看，商品消费基本恢复，服务消费复苏滞后。2020年以来，居民商品消费支出增速已基本恢复至2015-2019年水平，但服务消费仍存在明显缺口，餐饮、教育、文化和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增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放缓，近期复苏势头再度减弱。价格数据同样印证需求端的疲软：2025年全年，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旅游等核心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普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从人群看，消费行为呈现普遍性降级趋势。日常消费方面，2025年春节、五一、国庆等重要假期出行人次屡创新高，人均消费却明显下降，“穷游”现象突出。高端消费领域同样表现疲软。欧睿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个人奢侈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从2019-2021年20%以上的高速增长，放缓至2022-2025年的低速甚至负增长。

　　综合来看，当前消费市场呈现总量增长乏力，服务消费结构性不足，消费行为普遍降级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持续处于低通胀环境。CPI长期在零值上下徘徊，GDP平减指数已连续10个季度为负。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GDP增速达5.2%，但名义增速仅有4.1%。名义增长放缓制约企业营收、利润及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抑制消费复苏动能。

　　面对这一形势，提振消费已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议题。2025年初，《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1]正式出台；9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2]；“十五五”规划建议更是首次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五年发展目标[3]。一系列重磅政策的密集出台，充分彰显了决策层对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的明确导向与坚定决心。找准消费疲软的主要症结，精准施策疏通堵点，方能推动消费回归健康、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发挥其作为经济增长持久动力的关键作用。

　　居民消费行为取决于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消费能力进一步取决于当前收入与未来收入预期，消费意愿则受家庭财富、社会保障等多重因素影响。

　　当前市场多将消费疲软归因于居民消费意愿下降、预防性储蓄上升，或是房价下跌带来的负向财富效应。但我们分析发现，这些因素解释力相对有限。尽管居民储蓄意愿强烈，但实际储蓄率并未显著提升；在收入增速放缓背景下，食品等日常刚性支出仍需维持，居民的实际消费倾向也未出现明显下滑。在控制收入、利率、信贷等变量后，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因此，当前居民消费疲软的主要症结不在“消费意愿”，而在“消费能力”及其背后的收入与预期承压。

　　一种观点将当前消费疲软归因于居民“不愿消费”，并以近年居民存款规模的上升作为主要依据。但是需要指出，存款不等于储蓄，储蓄是未用于消费的收入，而存款只是储蓄配置的一种方式。

　　2020-2022年，因消费场景受限，居民积累了大量“被动储蓄”。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居民购房支出大幅缩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2024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额较2021年高点分别减少约4、5、7万亿元）。在“资产荒”与居民风险偏好下降背景下，这部分延缓的购房支出并未流向风险资产，而主要以存款形式沉淀在银行体系，导致“居民存款-企业存款”这一传统的货币循环路径受阻，推动居民存款在居民与非金融企业总存款中的占比从2021年末的59.5%升至2025年11月的67.3%。此外，理财吸引力下降、企业经营活动收缩等因素，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金回流表内。可见，近年居民存款规模的攀升，主要是资产配置的“安全”转移，而非储蓄绝对水平的系统性上升。实际上，2023年居民储蓄率已基本回归至2016-2019年趋势水平。

　　从微观消费倾向看，2019年居民消费倾向为0.70，2025年三季度已恢复至0.68，表面上延续了消费倾向随收入增长而缓慢递减的长期趋势，但这背后的结构性变化值得警惕。通常情况下，消费倾向下降会伴随消费结构升级——即必需消费占比下降，可选消费占比上升。但近年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9年的28.2%升至2024年的29.8%，食品等必需消费占比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消费者信心自2022年初下滑后持续偏弱。这反映出 当前消费倾向的回稳并非源自居民消费信心的实质性修复，而更多是在收入增长放缓背景下的被动反应， 旅游等可选消费领域的降级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 综上，当前消费疲软不能简单归因于居民“不愿消费”，而是消费能力有待提升。

　　图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2025年三季度已修复至0.68（2019年为0.70）

　　传统理论认为，房产作为城镇家庭的核心资产，其价格下跌会通过负向财富效应抑制消费。若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甚至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高额债务负担会进一步加剧消费收缩，这在美日等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中已得到印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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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居民部门并未出现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居民杠杆率自2020年达到61.1%后趋于平稳，尽管近年住户新增贷款增速放缓，但整体信贷规模仍处扩张区间，未发生因净偿还而导致绝对收缩，且个人按揭贷款违约率也显著低于国际可比经济体在房地产风险暴露期的水平[6]。这表明在政策与流动性支持下，我国家庭部门并未因资产价格波动而触发大规模“去杠杆”行为，资产负债表整体相对稳健，对消费的直接挤压较为有限。

　　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在其他多数地区效应微弱，近期甚至呈现反向特征。2021年下半年地产开始调整以来，北京、上海等对财富效应敏感的城市，其居民信贷与消费增速持续低于全国水平。2024年9月楼市新政后，京沪房价跌幅率先收窄，部分刚性与改善性住房需求入市带动中长期贷款回暖，但消费复苏依然乏力，短期消费贷增速仍在下滑，房价的边际企稳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端。跨城市数据显示，2023年底至今，房价与消费增速的相关性已由正转负，呈现“房价跌幅越大，消费增速越高”的特征（图表11）。例如厦门、武汉、温州等城市，2024年二手房价跌幅超过10%，消费增速却保持3-5%的稳健正增长，这一格局在2025年延续。这说明对于部分城市，房价调整反而可能松动了部分潜在购房群体的储蓄约束，释放出一定的消费空间。BIS（2025）研究[7]亦显示，我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对于三四线的年轻家庭而言，房价上涨会对消费形成一定挤压。

　　我们在 《打破负向螺旋:低通胀的破局之道》 中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控制了收入、利率、房贷等变量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以上证据共同指向，在更为根本的收入增长压力面前，资产价格波动并非当前消费不振的主导因素。

　　当前消费疲软的核心症结指向收入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19年的8.9%放缓至2024年的5.3%，降幅超过同期GDP增速的回落幅度。

　　首先，作为居民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2024年占可支配收入的56%）增长面临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城镇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1.7%与2.8%，低于同期4.2%的名义GDP增速。收入端的压力正向作为消费主力的劳动年龄人口传导。2015年以来，15-59岁人口占比越高的地区，消费增速相对越低，这一负相关性在近年就业形势趋紧的背景下更为突出。麦肯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调查也显示，一二线城市、中低收入和青年群体对未来预期较为谨慎。

　　其次，作为重要收入补充的转移净收入（2024年占比19%）近年增长也有所放缓，从2019年的9.9%回落至2024年的5.3%。这一变化反映了金融地产周期调整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化债压力上升，形成“财政加速器”效应，制约了地方财政空间，使其在养老保险、就业补助、社会福利等方面支出承压。不过，随着2024年“9·24”政策转向，财政顺周期紧缩态势得到一定缓解。2025年前三季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同期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增速也从4.9%回升至5.3%。此外，我国二次分配的调节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根据SWIID数据，在转移支付前，我国基尼系数在OECD与金砖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转移支付后，OECD国家基尼系数平均由0.47降至0.31，我国从0.48降至0.41，改善幅度相对有限。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仍有较大潜力。此外，劳动人口增收放缓也削弱了家庭内部的转移支持能力。

　　居民的收入预期与就业市场景气度密切相关。当前，非制造业就业景气度徘徊在历史低位，收入增速放缓与就业形势疲软制约了居民收入信心的恢复，形成“收入疲弱-信心不足-消费低迷”的负向螺旋。消费不振反过来降低企业用工意愿，加剧就业市场压力，进一步冲击居民收入与收入预期，持续抑制消费动能的恢复。

　　注：上述数据均为最新可得数据，英国、巴西为2024年，俄罗斯、韩国、印度为2022年，日本为2021年，南非为2017年，其余均为2023年。

　　要打破当前“收入疲软-信心不足-消费不振”的负向螺旋，需从根源入手。就业是收入的基础，若绕开就业与收入直接刺激消费，政策效果可能难以持续。只有系统性破解劳动力市场困局，切实改善居民就业前景与收入预期，才能有效夯实消费复苏的基础，激活消费的内生动力。

　　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已在数据上有所显现。从就业规模看，整体增长滞后于长期趋势，且呈现明显的行业分化：工业部门就业逆势扩张，建筑业与服务业就业规模呈收缩态势，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非单位就业群体（World Bank，2025）。与此同时，建筑、地产以及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工资增速放缓幅度相对较大，2024年部分行业工资出现小幅负增长。总体来看，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

　　就业规模与工资水平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决定。劳动供给取决于劳动人数与劳动时间。劳动需求则取决于经济总量与单位产出所需劳动量（即“劳动密集度”）。不同行业劳动密集度存在差异，技术进步通常会推动该指标下降。据此，我们可构建如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等式：

　　就业缺口的形成可能源自三个方面：1）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GDP）运行低于潜在水平，抑制整体劳动需求，形成 总需求缺口 ；2）若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向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转型，即使GDP总量不变，全社会用工需求也会下降，形成 结构性缺口 ；3）技术进步通常会降低劳动密集度，在产出既定时减少用工需求；在用工需求一定时，若人均工作时间延长，也会压缩就业人数，二者合计构成效率挤压缺口。

　　我们基于潜在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以及工时变化的历史趋势，测算了2024年非农就业的趋势水平。通过上述框架分解发现，当前劳动力市场疲软，是宏观层面总需求不足、结构层面工业与服务业复苏分化，以及微观层面效率提升这三重压力叠加的结果。若以该潜在就业趋势水平为 100% 估算，2024年这三类压力分别对应约2.1%、1.3%和2.2%的潜在就业缺口。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导致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形成就业的总需求缺口。 一方面，部分接触型服务业在疫情期间受到阶段性抑制，岗位需求恢复偏慢。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深度调整与金融周期下行，不仅直接冲击了建筑业及相关产业链的就业，还通过制约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的信用扩张进一步压制总需求。

　　当前，内需复苏动能依然偏弱，经济仍面临一定的需求缺口。我们以2013-2019年的增长趋势为参照，结合当前实际产业结构与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假设潜在就业趋势水平为100%，2024年总需求不足对应的潜在就业缺口约为2.1%。

　　在总需求不足背景下，资源配置的倾斜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呈现“K 型”复苏。由于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弱于服务业，这一复苏分化引发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缺口。 制造业凭借出口韧性与产业政策支持，实现了投资与就业的逆势增长，但投资边际效益有所减弱。而服务业受制于需求疲软，复苏相对乏力，且内部也呈现分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等基础性服务业规模保持稳定，但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教文卫等民生服务业的投资与就业均出现停滞。这一产业复苏分化已体现在企业用工层面：制造业上市公司员工规模自2020-2021年大幅扩张后保持3%以上的平稳增长；而非金融地产类服务业的员工规模2022年起停止扩张，2024年转为净收缩（-1.4%）。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2024年，城镇私营单位中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工资增长保持相对韧性；而房地产业工资连续三年负增长，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薪资增速也出现明显放缓。

　　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但短期内，制造业新增的岗位难以完全弥补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岗位流失。我们以潜在就业趋势水平为100%，结合实际产出、生产率及历史产业发展趋势测算，行业复苏分化在2024年约造成1.3%的结构性就业缺口。

　　在总量与结构因素之外，效率提升也对就业市场形成了一定的隐性挤压。一方面，技术进步加速了部分岗位劳动力替代。 自动化与智能化流程正在重塑工业，交运仓储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持续降低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投入。以2018-2022年平均生产率提升速度为参照，结合当前实际产出和产业结构测算，2024年因技术加速进步所影响的就业规模约为0.2%。 另一方面，在岗人员工作时间延长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新增就业空间。 2018年以来，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增加了约2小时，这一趋势在多个行业均有体现。若工作时长能够回到2018-2023年的平均水平，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或可释放约2%的岗位容纳能力。工时延长不仅影响就业规模扩张，也因压缩个人可支配时间，间接抑制了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

　　就业市场面临的总量、结构、效率三重压力，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与服务业，进而对相关就业主体的就业稳定性与收入预期带来冲击，制约其消费潜力的释放。例如：

　　城镇就业市场承压，推动部分农民工返乡或岗位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从2019年的43.1%降至2024年的38.2%，城镇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持续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农业就业规模阶段性回升，反映了劳动力流动格局的变化。研究显示[8]，农民向城镇转移，人均消费将提高30%，当前的回流现象可能制约这一消费潜力的释放。针对这一新形势，政策已推出一系列积极措施，通过创业补贴、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方式，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不仅有助于拓宽农民工就业增收渠道，也将为县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会同时向用工与消费传导。小微企业带动约3-4亿人就业[9]。近年在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支持等政策持续发力下，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已有所下降，当前面临的主要压力仍是市场需求不足[10]。许多小微经营者不得不缩减用工或调整薪酬来控制成本，同时也会压缩自身消费开支。因此，有效激发内需，既是缓解小微企业经营压力的关键，也是稳定与扩大就业的重要路径。

　　高校毕业生就业节奏放缓，延迟了这一群体消费力的释放。根据智联招聘数据，2024年，IT、文娱、金融、商业服务等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主要方向[11]，近年这些行业景气度有所回落，部分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慢就业”。就业时点后移，使得本应在进入职场后逐步释放的住房、交通、教育、文娱等消费需求被推迟。长期来看，在经济状况偏弱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其收入水平可能面临长期的“疤痕效应”（Kahn, 2010；Oreopoulos et al., 2012；罗楚亮等，2022）[12]，并在消费观念上更趋谨慎。因此，缓解青年就业压力，既关乎当前消费复苏，也决定着中长期的消费潜力。

　　部分行业城市白领的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消费行为趋于谨慎。教培、地产、IT等行业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就业领域，相关从业规模近5000万，但这些行业近年面临就业饱和、监管变化、周期调整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从业者的职业预期。就业与收入预期的变化，促使这一消费主力群体在消费上更加理性。

　　图表：2023H2起，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高于外地户籍，或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工返乡趋势

　　要打破“收入疲弱—信心不足—消费不振”的负向螺旋，需要财政、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协同发力，系统性破解就业市场面临的总量、结构与效率挤压三重缺口。传统的宏观政策要着力于“对抗”内需不足与预期不振，关键举措在于盘活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稳定信用扩张能力和投资预期，为就业扩容奠定基础。结构性政策则要“顺应”人口结构与产业趋势，以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主要抓手，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外开放，增加优质岗位供给，促进居民增收。效率层面则应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完善社会保障，增强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

　　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重组，提升财政长期可持续性。近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已取得一定成效，债务期限延长，城投融资成本边际改善，流动性压力有所缓解。但是，过高的存量地方债务与利息负担仍会对政府投资与民生支出形成制约。短期内，建议推动更深层次的债务重组以降低存量债务负担，释放财政空间。中长期，则应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例如适度增加财产税，降低间接税，优化增值税分配机制与消费税税率结构等，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改善投资与用工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前规上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处于高位，对企业投资与用工意愿形成拖累。2024年，应收账款期较长的非金融地产建筑类上市公司雇佣方面已出现收缩。对此，建议可考虑设立专项再贷款工具，定向引导大企业获取低成本短期融资，并要求所获资金专项用于缩短应付账款账期，缓解企业间“三角债”压力。对于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则可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扩大政府采购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现金流与盈利预期，稳定用工需求。

　　我国服务消费蕴含广阔空间，部分领域供给不足是制约服务业潜力释放的主要瓶颈。国际经验显示，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通常将超过5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超1.3万美元，但服务消费占比为46%。这一差距，既与需求复苏偏弱有关，更源于供给侧结构性短缺，尤其是养老、托育、医疗、教育等领域，仍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例如，2024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近3000万[13]，但入托率不足10%[14]，远低于OECD国家36%的平均水平[15]；家政服务业市场需求约5000万，而从业人员仅3000万[16]；社区与社会化养老基础设施仍待完善，2024年全国试点城市护理人员仅有约30万人[17]，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缺口达千万级[18]。此外，文旅、体育、冰雪经济等领域也展现出很大的消费潜力和增长空间。

　　近期政策连续释放积极信号，强调服务消费在民生改善、消费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25年3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列为七大任务之一；9月《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5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举措，涵盖平台培育、供给丰富和增量激发等多个维度；“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些政策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为有效扩大服务供给，建议从两方面协同推进：

　　一是，加大公共投资补齐民生短板。当前民间投资意愿整体偏弱，2024年科教文卫等民生领域政府投资的减速也较为明显，其逆周期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若将新增公共投资重点投向城市更新、养老托育、文体设施、医疗服务等供给短缺领域，不仅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促进增收，还能逐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从根本上释放消费潜力。

　　二是，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释放供需潜力。适当放松服务业管制、放宽市场准入，能够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供给，在拓宽重点群体就业的同时，依托市场化机制引导合理定价，充分激活服务业潜力。此外，服务业通常具有就业吸纳能力强、工时弹性较大等特点，其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缓解就业市场面临的效率挤压缺口。

　　针对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带来的岗位调整与收入压力，需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完善社会安全网，为受技术变革冲击的劳动力提供托底保障，从而稳定其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发展与保障体系。截至2024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4亿人[19]，约占城镇就业的一半。他们面临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不足、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制约其消费意愿和能力。对此，一方面，需构建灵活就业的职业发展体系，推动工作经验回报率提升，稳定其收入预期；同时，优化社保机制，合理调整缴费标准与方式，减轻其参保负担，缓解预防性储蓄倾向，释放消费潜力。

　　破解青年就业问题，需短期维稳与长期治本相结合。短期内，可通过发展临时性、过渡性岗位，增强失业保险来稳定青年收入预期；针对部分青年适配度高、体力要求较大的岗位，可探索建立弹性退休与内部转岗机制，引导临近退休人员逐步转向培训、咨询、督导等岗位，有序释放一线就业机会。长期来看，应深化产教融合，优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重点加强现代制造业、民生服务等人才短缺领域的技能培养，从根本上缓解技能错配问题，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转移支付力度。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既能直接提升老年群体消费能力，也能通过减轻家庭赡养负担释放更多消费潜力[20]。失业保障方面，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24年，我国失业保险参保比例约为52%，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当前就业市场调整的阵痛期，可进一步放宽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暂时性提高失业救济标准；尤其是针对尚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员，如应届毕业生和灵活就业者等，可适度提供临时失业救济和生活补助，为其提供过渡期收入支持。

　　2025年12月31日，云南消防政务网发布《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海湖路1156号B-01商铺“4·12”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4月12日，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海湖路1156号B-01商铺（呈贡吉祥摩托车配件经营部）发生较大火灾事故，造成8人死亡，火灾直接经济损失53.

　　河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2025年撤销高校教师资格行政处罚》的通报，依法对五名高校教师作出丧失或撤销教师资格的处理。

　　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1月11日晚播出第一集《纠风治乱为民》。

　　村民雇人杀年猪酿意外：生猪未断气挣扎致杀猪匠右手伤残，“按猪人”提前放手担七成责

　　近日，重庆合川女孩呆呆一呼百应，众多网友纷纷前去帮忙“按猪”。其中近日发布的一起案例显示:因按猪人提前放手，导致未断气的猪撞伤杀猪匠，需承担70%的责任。

　　伊朗局势最新消息：伊朗处于最高战备状态，美英从军事基地撤人，特朗普称先观望！

　　连日来，美国以伊朗国内局势为由不断发出军事威胁，伊朗则密集展开外交斡旋，地区紧张态势持续升温。一边是美国从中东基地撤离人员的预防性动作，一边是伊朗与多国紧急通话呼吁通过外交缓解紧张局势。战争疑云笼罩之下，各方如何应对？美国真会动手吗？

　　“防火防盗防闺蜜”现实版！47岁闺蜜和52岁丈夫偷情4年，转走超79万！女子怒告闺蜜还钱

　　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四川的戚女士怎么也没想到，这句话成了她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是结发二十多年的丈夫，一个是相识多年的闺蜜。

　　“蔡正元同志是带着勋章入狱的”郑丽文授予蔡正元中国国民党最高荣誉奖章#看台海

　　1月14日，央视年度反腐大片播出第四集。李勇案是国有企业跨境腐败的典型案件，超过83%的赃款来自境外，商人老板在境外代为收受、流转和存放赃款。境外调查取证工作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

　　交涉遭中方驳回：日股大跌，高市被指把日本推向“战争国家 #全球创作者计划 #零基础看懂全球 #青年创作者成长计划

　　昨天还跟你称兄道弟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今天就拿枪顶你脑门，说“规则是我定的，现在改了”。1月3号，美国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首都，直接把人家总统马杜罗夫妇给拘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