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至21日期间，美国贸易政策与宪法权力边界迎来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司法震荡。在备受全球瞩目的《Learning Resources, Inc.诉特朗普》（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及合并审理的《特朗普诉V.O.S. Selections, Inc.》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SCOTUS）以6比3的绝对多数票作出历史性裁定，正式宣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利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简称

　　）对全球多个国家征收的广泛进口关税属于行政越权，该行为因违背宪法框架而被彻底驳回。

　　在这一最高司法机构的裁决不仅对美国现行的国际贸易干预政策构成了毁灭性的法律打击，也为未来白宫行政权力的扩张划定了明确的宪法红线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引用IEEPA，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此为由绕过国会，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了被称为“解放日关税”（Liberation Day Tariffs）的“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

　　该政策的基准税率普遍达到10%，对部分国家（如巴西、印度）的关税甚至高达40%至50%。此外，为了在边境管控和打击芬太尼（Fentanyl）等非法药物走私方面施加政治压力，政府还对来自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了额外的惩罚性关税。

　　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的量化追踪估算，在2025年至2026年初期间，联邦政府通过IEEPA这一单一授权漏洞，违法征收的关税总额已飙升至1420亿美元至1750亿美元之间，其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扭曲效应达到了自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的历史极值。

　　然而，全球金融市场和各国外交部门的乐观情绪并未持续太久。在最高法院下达裁决仅数小时后，白宫展现出了极强的政策韧性与对抗姿态。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抨击最高法院的裁决，并随即宣称将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Section 122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立即对全球所有国家实施新的10%

　　（Ad Valorem Import Tariff），该政策被设定于2026年2月24日华盛顿时间凌晨12:01正式生效。

　　这一针锋相对的政策更迭，不仅引发了关于总统是否能够通过更换法律外衣继续推行普遍保护主义的激烈辩论，更将全球贸易体系再次推入高度不可预测的深渊。

　　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美国宪法框架下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原则在特朗普肆意妄为的经济治理和关税战中的一次极限测试。

　　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亲自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从宪法原旨主义的角度进行了严格的逻辑推演。意见书明确指出，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Article I, Section 8）清晰无误地赋予了国会“规定和征收税金、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的排他性权力。法院对IEEPA的成文法文本进行了显微镜式的审查，强调该法案虽然授权总统在面临外部异常和极端威胁导致国家紧急状态时“监管……进口或出口”（regulate... importation or exportation），但全篇72页的法定文本中，未曾有任何一处提及“关税”（tariffs）或“关税税率”（duties）等专属财政词汇。

　　多数派大法官据此裁定，在三权分立的精密设计中，不能将“监管进口”的行政权力宽泛且主观地等同于“征收关税”的财政权力。征税权被建国者视为立法部门最核心、最不可剥夺的权力，即“

　　”（power of the purse），绝不能通过对模糊词汇的宽泛解释而轻易让渡给行政部门。

　　2.2 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司法运用

　　在此次裁决的法理构建中，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以及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强烈依赖并进一步拓展了近年来屡次被提及的“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该法理原则的核心主张在于：如果行政分支机构或总统本人试图实施具有极大经济和政治长远意义的政策干预（例如单方面对全球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额征收基础关税，彻底改变国家的经济运行轨迹），其所依赖的法律依据必须包含国会“清晰无误的法定授权”（clear statutory authorization）。

　　最高法院认为，鉴于IEEPA在过去近五十年的历史中从未被任何一任总统用于征收普遍关税（以往总统多依赖《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或《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特朗普政府此次对IEEPA的激进解释属于典型的权力僭越。

　　由于缺乏明确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的绝对语言，最高法院拒绝在模糊的法定文本中“读出”如此庞大且未经验证的权力让渡。与此同时，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以及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三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同意最终的裁决结果，但他们出具了单独的协同意见书。卡根指出，仅仅依靠传统的法定解释工具（如文本主义和立法历史考量）就足以判定总统败诉，而无需动用具有争议性的“重大问题原则”。

　　在裁决的硬币另一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提出了极度强烈的异议。卡瓦诺在其长篇异议意见中提出了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警告。他指出，“监管进口”在传统和常识上天然包含通过价格工具（即关税）进行限制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他警告称，草率地推翻IEEPA关税不仅将迫使联邦政府面临向进口商退还数千亿美元资金的财政黑洞，更将破坏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既有国际贸易协议（包括与中国、英国、日本等国业已达成的复杂贸易安排），从而给美国商业利益和全球外交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系统性不确定性。

　　此外，在程序正义与管辖权划分方面，最高法院明确界定了司法审查的边界。针对最初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DDC）发起诉讼的Learning Resources原告，最高法院撤销了DDC的初审判决，判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1581(i)条（28 U.S.C. § 1581(i)），对此类涉及关税表修改的案件拥有排他性的初审管辖权

　　。这一程序性裁定虽然对整体案件的实体败诉结果影响甚微，但为后续即将爆发的成千上万起退税诉讼确立了绝对的司法主审场。

　　为应对最高法院的司法狙击，白宫并未选择妥协，而是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宣布于2026年2月24日启动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的10%全球从价进口附加税。这一政策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实施可行性？它与刚刚作出的最高法院裁定是否存在直接冲突？深度分析显示，这不仅是一次政策工具的切换，更是对司法裁决逻辑边界的精准试探。

　　第122条款（Section 122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是一项在过去几十年中极少被援引的“休眠”贸易法规。该条款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在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large and serious balance-of-payments deficits）、美元在外汇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重大贬值风险、或国际收支极度不平衡等基本国际支付问题时，可以采取特别进口限制措施，实施最高不超过15%的临时进口附加税（surcharges）。

　　特朗普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法律依据。在白宫发布的总统公告中，政府高级经济顾问指出，美国在2024年和2025年持续面临高达约1.2万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已危险地扩大至4.0%，且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在2024年底已恶化至负90%的GDP占比。政府主张，这种持续的巨额逆差严重威胁了投资者信心，削弱了美国为其庞大财政支出融资的能力，从而完美契合了启动第122条款的法定触发要件。

　　在豁免范围的界定上，与此前粗放的IEEPA关税不同，新政策展示了一定程度的精准打击特征。为避免对美国本土战略工业造成反噬，部分关键战略物资如能源产品、关键矿产、药品、航空航天设备以及部分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免税条件和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的纺织品获得了明确豁免。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特朗普政府可用贸易工具的法律特征及其受限情况，下表对主要的关税授权法案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度对比：

　　保护国家安全，防止关键产业链过度依赖进口（目前主要用于钢铁、铝材及汽车零部件）。

　　打击外国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侵犯知识产权或歧视性政策（对华关税的核心依据）。

　　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进行深度调查并举行听证会，最终建议惩罚清单。

　　报复对美国商业施加不合理负担或歧视的外国政府（历史罕见使用，被称为Smoot-Hawley遗迹）。

　　从法理逻辑上讲，特朗普政府改用第122条款是对最高法院裁定中“重大问题原则”的一次极其精准且具挑衅意味的法律规避。正如前文所述，最高法院驳回IEEPA的核心逻辑是“该法案全篇未明确提及关税，缺乏国会授权”。而第122条款在法定文本中明文授权（expressly authorizes）了总统可以征收“临时进口附加税”（temporary import surcharge）。

　　因此，在法定字面意义上，该条款完美契合了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所严苛要求的“国会明确陈述与授权”，使得最高法院在短期内极难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将其推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政策是一张无懈可击的安全牌。实施第122条款的核心软肋与致命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其极其严格的时效性约束。该条款下的关税授权生命周期仅有150天（即从2026年2月24日算起，至同年7月下旬将自动失效）。一旦超过150天大限，除非获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正式立法延期，否则关税将面临瞬间清零的命运。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表面上用第122条款赢回了脸面，但实际上将其经济议程的长远生杀大权，极其危险地交还给了深陷党派极端斗争的国会山。为了防止150天后出现政策断崖，白宫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商务部，在这五个月的窗口期内，夜以继日地加紧启动第301条款或第232条款的繁琐机构调查程序，以期在122条款到期前完成长期关税政策的“合法性无缝衔接”。

　　最高法院的这一纸裁决及随后白宫颁布的第122条款，不仅重塑了美国的贸易框架，更在美国本土政坛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地震，生动展示了美国国内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政策上的深度政治撕裂。

　　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特朗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狂怒。在得知裁决结果的当层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各州州长共进早餐的闭门会议上，他将这一裁决怒斥为“国耻”（a disgrace to our nation），并向在场州长透露自己早已准备了“备用计划”（Backup plan）。

　　在随后举行的全国电视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将其对司法部门的不满公开化。他严厉指责投票支持推翻关税的大法官们（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戈萨奇和巴雷特均由其本人在第一任期内亲自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称自己对他们“感到绝对的羞耻”（absolutely ashamed），因为他们“缺乏为国家做正确之事的勇气”。他甚至带有极强个人色彩地攻击这两位保守派大法官是“其家族的尴尬”（an embarrassment to their families），并宣称他们将“勉强”被允许参加即将在下周举行的国情咨文演讲。

　　特朗普的策略是通过强硬的表态向其核心选民基本盘传递信心。他坚称，该裁决不但没有约束他，反而让他的行政权力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强大”（more powerful and more crystal clear），因为这促使他动用了如第122条款等“非常强大的替代方案”。当记者敏锐地问及，鉴于第122条款只有150天的有效期，他是否打算寻求国会批准以延长关税时，特朗普毫不掩饰其对立法分支的蔑视：“我不需要去求他们，我有权征收关税，我一直都有权征收关税”。这种对行政特权的绝对化申明，预示着白宫与国会山之间在贸易管辖权上的宪政冲突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呈指数级升级。

　　民主党阵营对最高法院的裁决爆发出了热烈的政治狂欢，他们迅速将此案包装为抵御特朗普“独裁式经济政策”的重大胜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特朗普“彻底结束这场鲁莽的贸易战”，并强调裁决证明了总统不能无视国会单方面对美国普通家庭肆意征税。众议院民主党党鞭凯瑟琳·克拉克（Katherine Clark）更是一针见血地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定义为对工薪阶层购买杂货和支付公用事业账单的“非法增税”（illegal tax），承诺民主党将继续为降低民众生活成本而战。

　　在更为务实的州长层面，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纷纷要求联邦政府立即将非法攫取的每一分钱退还给纳税人。

　　最具戏剧性的抗议来自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州长J.B. 普利兹克（JB Pritzker）。普利兹克不仅向特朗普发送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指责其关税政策摧毁了该州的农业、激怒了盟友并让食品杂货价格失控，更是直接向白宫寄送了一份模拟的高达86.7亿美元的“催款账单”。该账单要求联邦政府为伊利诺伊州510万个家庭每户精准退还1700美元的非法关税损失，并嘲讽特朗普的账户已处于“逾期违约”（Past Due – Delinquent）状态。普利兹克此举虽然在法律操作层面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但其极大地强化了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的核心经济叙事：即特朗普激进的民粹主义关税政策是推高通胀、剥削底层民众的罪魁祸首。

　　最高法院的裁决宛如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共和党内部长期存在的深层裂痕，将推崇“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与信奉自由市场、低税收传统的建制派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Don Bacon）在社交媒体及CNN采访中对裁决表示了毫不掩饰的赞赏，称自己感到“沉冤得雪”。他指出，宪法的制衡机制依然有效，并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广泛的关税是糟糕的经济政策（Broad-based tariffs are bad economics）”。缅因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也发文重申，只有国会拥有征收关税的宪法权力。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则宣告建国者的制衡体系在历经近250年后依然强健。

　　共和党建制派的这种态度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构成了实质性且致命的障碍。当第122条款在150天后（即盛夏之际）到期时，如果特朗普试图通过预算法案和解程序（Reconciliation process）或常规立法途径要求国会批准延长这些全球普征关税，只要有少数如培根、柯林斯这样的党内温和派与民主党联手阻击，这项被特朗普视为其第二任期经济基石的政策就将面临彻底流产的风险。

　　针对从IEEPA向第122条款的强制转换，以及关税本身对美国经济肌体的深层渗透，学术界与顶级智库进行了海量的数据演算与量化深度评估。他们的结论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以何种法律名义实施，普遍关税正在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关税的宏观效应进行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剖析。他指出，尽管高额关税会导致国内资源配置效率极度低下、大幅推高民众的生活成本，并迫使消费者减少对高质量进口商品的购买转而消费劣质国内替代品，但从宏观周期来看，它通常不会引发总需求的断崖式崩溃从而直接导致经济陷入深度衰退（Recession）。

　　同时，克鲁格曼对特朗普政府匆忙切换法律工具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逻辑质问与法理悖论。他认为，即使政府现在成功利用第122条款为未来的关税找到了看似合法的掩护，

　　这也绝对无法洗刷此前利用IEEPA强行攫取千亿美元关税的“非法性违宪本质”。

　　换言之，未来征税的合法化，绝不能成为联邦政府拒绝退还过去非法所得的遮羞布。克鲁格曼的这一论断，为接下来可能爆发的史诗级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TBL）对关税政策变动进行了详尽的微观与宏观动态测算：

　　结果表明，若法院裁决得以彻底执行（即剔除所有IEEPA关税），美国的平均有效关税率

　　彻底取消这些关税将避免美国经济每年缩水0.1%（成功挽回约300亿美元的无谓损失）

　　，并阻止失业率在2026年底攀升0.3个百分点，从而挽救约55万个本土就业岗位。在行业影响方面，尽管关税使得美国本土制造业产出勉强扩张了1.2%，但这一微弱优势被建筑业（萎缩2.4%）和农业（萎缩1%）的严重衰退所彻底抹平。

　　短期价格水平上涨了0.6%，导致普通家庭平均遭受800美元的财富损失（处于收入极底部的家庭也损失了约400美元）

　　即使在消费者通过消费降级改变购买习惯后，每户仍面临600美元的绝对净损失。TBL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关税强烈的累退税（Regressive Tax）特征——

　　底层最贫穷的10%的收入群体因关税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1.1%，这几乎是顶层10%最富裕群体（0.4%）的三倍之多。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及相关联邦税收模型的研米兰milan究，揭示了特朗普宏观经济政策内部存在着致命的逻辑矛盾。特朗普在2026年竭力推动的标志性立法《大美丽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简称OBBBA）旨在通过大幅度减税（包括设立联邦补贴的“特朗普账户”、提高慈善捐款抵扣限制等）来刺激经济并惠及工薪家庭。

　　然而，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数据表明，关税实际上发挥了极为沉重的隐性消费税的作用，完全抵消了减税红利。

　　据估算，从2025年至2026年底的所有关税措施，相当于向每个家庭平均变相征收了约2600美元的隐性税收，这大幅抵消了普通美国人有望从OBBBA中获得的平均3736美元的减税额。

　　如下表所示，当把OBBBA的账面减税红利与关税带来的真实生活成本上升结合来看时，美国底层的40%民众实际上经历了实质性的净增税，生活水平不升反降：

　　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能够被彻底执行，促使千亿美元退税并迫使未来关税结构解体，它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拯救了特朗普的减税法案（OBBBA），使其能够真正兑现惠及中低收入阶层的诺言。

　　但遗憾的是，特朗普不遗余力地通过第122条款恢复10%普征关税的决定，将再次无情地抹平这部分减税红利。

　　从长期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将极大且隐蔽地削弱其基本盘选民的实际购买力，为未来的经济衰退埋下伏笔。

　　风险之间剧烈摇摆。6.1 花旗集团（Citi）：看透“暴风雨前宁静”的虚假繁荣

　　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内森·希茨（Nathan Sheets）及其团队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与战略报告》中指出，尽管贸易战阴云密布，但全球经济却在2025年上半年表现出了令人费解的韧性，增速达到了2.6%。然而，希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绝非健康的内生性增长，而是一种被极度扭曲的虚假繁荣。

　　花旗团队的数据模型显示，由于市场上普遍预期美国将不断加征惩罚性关税，陷入恐慌的美国企业和家庭进行了疯狂的“

　　”（Front-loading）。这导致美国进口总额在数月内飙升了近30%，人为地推高了短期GDP数据和过剩的库存积累。

　　然而，希茨警告，我们正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阶段。随着关税政策逐渐落地并产生实质性咬合力（Biting），

　　月度关税征收额已从去年的区区750亿美元飙升至令人窒息的年化3600亿美元水平

　　。这种庞大的吸血效应将导致美国居民实际收入萎缩，消费和进口需求必将面临断崖式下跌。基于此，花旗悲观地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25年回落至2.3%（低于2024年的2.8%），而在2026年仅能微弱反弹至2.4%，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惨烈地跌至1%的冰点。

　　此外，花旗特别强调了关税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带来的灾难性政策困境。关税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上行与GDP内需增长下行同时发生，将形成经典的滞胀（Stagflation）格局，这迫使美联储在降息救经济还是加息压通胀的生死抉择中陷入瘫痪，只能采取极为被动的“观望”（Wait and see）态度。

　　高盛集团研究部的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大卫·科斯汀（David Kostin）与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梅里克尔（David Mericle）则从微观企业盈利能力（EPS）和市场估值模型（Valuation Models）的角度进行了深度透视。

　　高盛的宏观成本模型设定了一个残酷的前提假设：美国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会将至少70%的关税直接成本无情地通过提高终端售价转嫁给消费者（Cost Pass-through）

　　在此次政策扰动期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已经攀升了约10个百分点至13%，并预计将在第122条款和其他补充措施的推动下最终触及17%的高位。这种剧烈的成本转嫁和全球供应链紧急重组导致的摩擦成本，使得高盛分析师对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企业的利润率预期悲观地下调了50个基点（bps）至11.6%。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阿鲁尼玛·辛哈（Arunima Sinha）同样强调了关税壁垒下的区域资本分化逻辑。

　　由于关税政策本质上是通过打击全球供应链、以邻为壑来强行保护美国本土市场，叠加特朗普政府的低税收宏观政策环境，全球避险资金将加速抽离新兴市场并回流美国。

　　因此，摩根士丹利坚定预测，美股在未来一年内的风险资产表现将显著且绝对地优于全球其他同类股票资产（U.S. stocks outperforming global peers）。

　　在最高法院裁决公布的瞬间，全球市场的交易盘面生动演绎了这种预期差。当裁决出炉、市场短暂误认为贸易战将熄火时，受关税毒打最深的欧洲资产迎来了疯狂的报复性反弹。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 100）瞬间飙升至10745点的历史新高；因强劲的美国销售预期而大幅受益的奢侈品公司如Watches of Switzerland股价攀升至四个月高点；受特朗普酒类关税重创的帝亚吉欧（Diageo）暴涨3.9%；而欧洲车企如Stellantis和宝马（BMW）也分别录得2.3%和0.8%的显著涨幅。

　　7. 千亿美元退税机制（Refund Mess）的行政复杂性与法律实务困境

　　最高法院虽然在法理上痛快淋漓地裁定IEEPA关税为非法，但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在长达数十页的多数意见书中，却极为谨慎地避开了一个价值连城的核心问题：如何、何时、以何种程序向美国进口商退还已违法征收的逾千亿美元资金？这一最高司法指令的缺失，直接引发了一场被大法官巴雷特在口头辩论中预言为“彻底混乱”（an absolute mess）的退税风暴。

　　如前文多个模型估算所述，高达1420亿美元至1750亿美元的非法关税已进入联邦国库。TS Lombard的知名经济学家达里奥·帕金斯（Dario Perkins）敏锐地指出，如果这笔巨资能够在短时间内被退还给市场，它将在实质上等同于向美国经济注入了占GDP 1%的庞大财政刺激（Fiscal Stimulus），这将极大缓解当前的流动性紧缩。

　　然而，这里的核心经济学与社会学悖论在于其对财富分配的极度扭曲。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研究无情地揭示，

　　在关税实施期间，美国国内的企业已经通过涨价的方式，将大约90%的关税成本转嫁给了数以亿计的底层消费者；外国生产商吸收的成本微乎其微。但在退税环节，法律机制决定了这笔高达千亿的支票只会退给那些最初垫付税金的“海关登记进口商”（Importers of Record，即各大跨国企业、零售巨头和供应链中间商）。指望这些以逐利为本性的企业在收到退税后，主动通过全线商品降价的形式将横财返还给消费者，无异于天方夜谭。

　　因此，这场因总统越权引发的政策大溃败，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规模极度庞大、合法且隐蔽的“财富逆向转移”——从亿万底层消费者的菜篮子和汽油桶里，合规地转移到了大型跨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股票回购池和高管的年终分红中。

　　即便企业想要在实务中拿回这笔属于自己的资金，也面临着令人窒息的法律迷宫和行政技术障碍。

　　首先，在法律战线上，一场史无前例的诉讼海啸已经成型。近2000起保护性退税案件（Protective refund cases），包括马拉松原油（Marathon Petroleum）和瓦莱罗能源（Valero）等世界五百强巨头提起的巨额索赔，已经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根据28 U.S.C. 1581(i)条款的排他性管辖权，CIT必须逐一审理，并最终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下达强制重新清算（Court-ordered reliquidation）的行政指令。

　　其次，技术层面的致命瓶颈进一步加剧了这场灾难。极其讽刺的是，就在最高法院裁决前两周的2026年2月6日，CBP刚刚颁布并强制执行了《过渡到完全电子退税》的联邦最终规则（Interim final rule）。该规则以打击财政欺诈为由，彻底废除了存在了上百年的传统纸质支票退税模式，强制要求所有海关退税必须通过自动化清算所（ACH）进行电子资金转账。

　　虽然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报关行早已接入了海关的自动化商业环境（ACE）系统，但对于成千上万缺乏专用软件系统支持的中小微型进口企业来说，这套极其复杂的电子申报系统和海关修改（PSC）程序构成了无法逾越的技术壁垒，极可能导致大批本应合法的退税索赔被无限期延迟甚至因程序瑕疵而失效。

　　最后，政治博弈使得退税遥遥无期。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达拉斯经济俱乐部所暗示的，联邦政府面临着失去未来关税收入后未来十年高达2万亿美元的国家赤字飙升预期，

　　因此财政部绝不会轻易吐出这笔1750亿美元的现金。政府将穷尽一切司法资源，利用各种行政程序的冗长化、跨部门推诿（如当前CBP正因预算资金问题处于部分停摆状态）以及无止境的循环上诉机制，将退税诉讼拖延至数年甚至五年之后，以此来缓解当届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

　　最高法院的强力介入并未给全球带来持久的和平期望。白宫在数小时内迅速更换法律工具（第122条款）继续施加全球关税的做法，向整个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冰冷且绝望的信号：美国贸易政策的单边霸凌主义和绝对保护主义倾向已在华盛顿的政治基因中根深蒂固，不会因一两次内部司法裁决或政党轮替而发生根本性扭转。这促使全球主要经济体彻底放弃了对重返传统自由贸易体系的幻想，全面加速了旨在“去美国化”的供应链防波堤建设和地缘政治战略重构。

　　作为与美国经济深度绑定的近邻，加拿大在过去的关税战中遭受了最为直接且惨烈的经济割肉。尽管《美墨加协定》（USMCA）在账面上保护了约98%的加拿大商品免受常规关税影响，但特朗普针对所谓芬太尼走私问题强加的IEEPA关税，以及持续存在的、极具杀伤力的第232条款（针对加拿大钢铁、铝材的50%关税，汽车零件的25%关税，以及软木木材的45%关税），已让双边贸易的互信基础荡然无存。

　　面对第122条款再次祭出的10%关税大棒，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与加美贸易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LeBlanc）一改往日的妥协姿态，正在国家层面强力执行实质性的“

　　与多元化替代”战略。作为对美国贸易霸凌的最强硬防御，加拿大开始大幅度向所谓的“可靠合作伙伴”倾斜出口资源。

　　宏观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2025年12月，加拿大向非美国市场（特别是英国、欧盟和广阔的亚洲市场）的出口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10亿加元，同比呈现出30%的爆炸性增长；而作为代价，同一时期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则罕见地下降了6%，跌至5560亿加元。

　　更为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加方已在2026年1月28日提前完成了对USMCA极其悲观的内部审查。在即将于2026年7月举行的USMCA三方联合审查会议（此次会议将决定该条约是延长至2036年还是走向死亡）上，特朗普的第122条款临时关税（恰好也在7月左右到达150天的寿命终点）将成为美国勒索盟友的最具威胁性的核武级谈判筹码。加拿大汽车工会（Unifor）主席拉娜·佩恩（Lana Payne）和加拿大商会主席坎迪斯·莱恩（Candace Laing）已向全国产业界发出最高级别预警：最高法院的裁决绝不意味着贸易战的结束，加拿大企业必须放弃幻想，准备好迎接美国旨在施加极限贸易压力而使用的“更加生硬、更加野蛮的替代制裁机制”。

　　对于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中国而言，这一裁决及新政策的更迭并未掀起太大波澜，因为底线思维早已深入骨髓。作为对特朗普此前高额关税的对等反制，中国政府毫无退缩，早已将对美部分核心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提高至惩罚性的125%。

　　最高法院的裁决虽然在字面上宣告了针对中国的IEEPA关税非法，但由于特朗普极其明确地表示，对华征收的基于第301条款（针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惩罚性关税保持原封不动，且不仅如此，还将残暴地叠加新宣布的基于第122条款的10%全球普遍关税，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达到了冷战以来的最高峰。

　　这种超高压下的双边脱钩正在宏观数据上得到残酷的印证。据ICIS的数据监测，受关税预期和供应链重构影响，在2025年前三季度，美国核心大宗化学品的进口量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整体同比暴跌12.2%。其中，从亚洲进口的苯（Benzene）暴跌53%，对二甲苯（Paraxylene）骤降46%，甲苯（Toluene）下降44%，精对苯二甲酸（PTA）更是断崖式下跌了64%。这组数据冷酷地宣告：全球化工和基础材料供应链正在加速去美国化。

　　在欧洲大陆，情况同样急转直下。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不仅受困于冰冷的贸易关税，更被极度荒诞的地缘政治争端所撕裂。此前，特朗普总统曾向丹麦政府施加极端军事和政治压力，企图迫使丹麦向美国出售具有重大地缘战略价值的格陵兰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特朗普毫不掩饰地威胁要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核心北约盟友征收毁灭性的制裁关税，直到达成“彻底购买该岛的协议”。

　　尽管在近期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的会晤后，特朗普在获得所谓“金穹顶”（Golden Dome）安全框架的让步后暂时宣布中止针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定向制裁关税，但这一赤裸裸的敲诈行径已让欧洲政要彻底寒心。作为反击，由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领导的欧洲议会中的跨党派联盟（涵盖中左翼、自由派、绿党和左翼团体）已经决定无限期冻结并否决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极力斡旋的欧美全面贸易协定。第122条款这种无差别全球打击性质的临时关税的落地，不仅证实了欧洲人的担忧，更迫使欧盟在宏观防御层面全面加速推进内部共同大市场的自我循环闭环，同时更加积极地寻求与深耕亚洲及拉美供应链的深度整合，彻底将跨大西洋经济联盟边缘化。

　　综上详尽剖析，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在《Learning Resources, Inc.诉特朗普》一案中对IEEPA关税的否决，无疑是美国现代宪政史和全球贸易政策演变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锚点。它在法律文本的深处，强有力地捍卫并重申了美国国会在税收与外贸政策上的绝对、排他性的宪法权力，在最为危急的关头，遏制了行政分支借“国家紧急状态”之名无限度扩张帝国权力的狂妄势头。

　　然而，摒弃短暂的司法浪漫主义，冰冷的政治现实与宏观数据分析共同表明，这一裁定并未能如愿敲响美国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丧钟。

　　相反，它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变相促成了保护主义政策工具的“合规化强制迭代”。特朗普政府在数小时内闪电般启用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以10%的全球临时进口附加税，不仅精准地填补了因司法败诉留下的万亿级政策真空，更向世界展示了美国行政体系在推行单边主义时极其可怕的政策韧性与工具库深度。

　　政策博弈的国内极化转移与行政冲突：第122条款所附带的150天法定寿命极限，使得原本外溢于国际舞台的关税战争，被瞬间内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火药桶。可以预见，在2026年盛夏之际，白宫与国会山必将爆发自建国以来最为激烈的关于财政与贸易管辖权的立法冲突。一旦国会（在两党温和派的阻击下）拒绝投票延长第122条款关税，为了维持对全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政府将被迫全面转向依赖周期漫长、举证艰难且充满无尽法律诉讼风险的第301和232条款。这种政策的频繁断档与跳跃，将使美国本土企业的长远规划能力彻米兰milan底瘫痪。

　　尽管逾千亿美元的退税资金在理论上构成了对经济的隐性财政刺激，但高盛与花旗的前瞻性数据模型均无情地指出，前端成本的恶性转嫁早已是既成事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关税在全社会造成的普遍通胀叠加效应，将无情且彻底地吞噬掉特朗普引以为傲的《重大美丽法案》（OBBBA）本应带来的巨额减税红利。底层的40%美国民众不仅未能从复杂的退税电子系统（ACE/ACH）中分得一杯羹，反而将承受高达1.2%的实际购买力绝对缩水。这使得中下层消费者沦为这场大国贸易博弈中最悲惨、最无声的代价承受者，进而无可避免地拖累全球经济在2026年的复苏斜率，让“滞胀”成为贯穿全年的宏观主轴。

　　加拿大对非美市场出口在单月内暴增30%的宏观数据，已经清晰地揭示了全球贸易的最终底牌——以欧盟、加拿大、中国为代表的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已经彻底抛弃了幻想。它们不再将美国的极端政策更迭视为选举周期带来的短期“阵痛”，而是将其锚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结构崩溃风险。面对高度不可预测、极具破坏性的美国霸权制裁机制（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从IEEPA到第122条款的无缝绞杀切换），彻底重塑排美化或弱美化的全球冗余供应链，已不再是未雨绸缪的备用计划，而是各经济体生死攸关的核心国家安全战略。

　　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暂时收缴了总统随心所欲挥舞关税大棒的“非法尚方宝剑”，但在法律夹缝中被重新加固的保护主义防御工事，注定了2026年的全球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格局，非但不会迎来自由贸易的春风，反而将在更加深度的不确定性、更加残酷的零和博弈与剧烈动荡的深渊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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